导演马俪文：曾被剧组除过名
关键词： 马俪文
时间可以医治我们的伤口
去年，马俪文得金鸡奖时，很多人都还不认识她。当时，正好电影圈里几个耳熟能详的导演的作品频繁地叫人失望，我便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新名字有了冀望。
看过马俪文导演的《我们俩》，那是一个简单的故事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浮现出的那一段静静流淌的时间，温暖、平静地纠缠在时间里的人和事，不离不弃的她和她的命运……看完后仔细找捞，却发现自己的故事是如此苍白。
要说的当然不是电影，而是让人惶惑又妙趣无穷的时间。
最近开始喜欢那些琐碎的生活、平凡的世事、匆匆流过的时间，仿佛那里藏着一些能揭示生活意义的东西。日子哗啦啦还在往前滑着，脑子里却在频繁地回忆过去的美好，眼前的生活和生活的印象被断然分开了，空旷、辽远地飘荡着。
马俪文爱说：“没有理解、只有体会。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她说，小时候的家事，今天回过头去看，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好像时间是我们每个人的乐园。
昨天，在一个疗养院里和一个女孩坐了一下午，整个下午，她都坐在疗养院的广场上看几只走走停停的鸽子。这个女孩在一次事故中瘫痪了，她其实应该快四十了吧，不知为何我却总觉得她是个女孩，大概是因为她在轮椅上的生活比我的更单调寂寞，于是牵绊和忧虑也比我少的缘故。
我问了她一连串的傻问题，比如：你抱怨过吗？你怎样化解的？
她笑了笑，看着我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后来，她说：“时间长了就好了呗。”她低着头坐在那里，好像错的不是命运，而是她自己。
最近接连不断地遇到一些这样处世淡漠的女子，叫人忍不住相信逆来顺受也是一种美德，马俪文也是这样。
采访她那天，刚刮过大风的城市出奇地明净，我们坐在她家里的阳台上，聊到了天黑。开始我问她：“你介意说说儿时的事情吗？”马俪文的父母在她九岁时就离婚了，想象中，对这样的事情，大家一般都闭口不谈。而马俪文大方地说：“好像没什么。”
她说，和父亲是疏远了，但还有血缘在那儿。前几天父亲来北京，他显得很拘谨，父亲越是拘谨她就越想对父亲好。
马俪文说父亲的时候很冷静，似乎无论是难过还是高兴的事情，她说到时都很冷静，因为她相信时间是我们每个人的乐园，它医治我们的伤口，也覆盖了一切。
在一部电影动辄上亿投资的今天，35岁的女导演马俪文用“大制作电影”的零头的零头不到的钱，拍成了两部小成本电影——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和《我们俩》。这两部电影一部投资198万，一部说是300万，其实只有210万。处女作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拿了包括长春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在内的不少奖项，《我们俩》更是让她获得金鸡奖最佳导演，还让84岁的金雅琴拿到了金鸡和东京国际电影节双料影后，可即使这样，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马俪文究竟是谁。
其实马俪文以前叫马晓颖，天津人，生于江西，在哈尔滨长大。高中毕业后进了当地一家中药厂的艺术团，唱过歌跳过舞敲过鼓，写过随笔，开过专栏；1996年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；毕业后，进了一家广告公司，主要工作是给猪饲料广告写策划；后来干过场记，干过副导演，干副导演的时候因为人家说“不能胜任”被撵出了剧组。
马俪文说，她得金鸡奖之后，曾经撵走她的那个剧组的人来问：“这个人是被我们撵走的那个吗？”“是是是。”来问的人听了才“放心”地回去。
到八里桥附近马俪文家的时候，她在接电话，把门敞开着等我们。马俪文比电视上的清瘦形象高大一些，性格很随和。她不觉得自己是个“女强人”，而且相反，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多事情搞不定的人。
她的新电影6月开机，因为投资翻了十多倍，就很满足很兴奋，天天埋头在家对着剧本改了又改。“不在那个”、“不在这个”是马俪文的口头禅。当我问：“作为一个女导演，为什么你不甩词儿(说格言)，也不叼烟卷儿？”她就耐心地解释道：“不在这个！导演可以玩‘范儿’，也可以不玩，关键要看最后活儿做成什么样子。”她还说：“现在觉得自己还有一些潜力可挖，有一天不需要我拍了，就回家过日子也行。”
十七八岁，高中毕业的马俪文进了一个中药厂的艺术团，那会儿她眉毛被画成一条小虫那么粗，嘴巴被画大了两圈，穿件亮闪闪的“晚礼服”，“拧吃拧吃”就上台充当报幕员。
马俪文出生在江西，6岁时跟随父母到了哈尔滨，9岁时父母离婚。
在马俪文眼里，童年的记忆虽然有辛酸和破碎，但还有很多是“有意思的”。她慢悠悠地说：“有些事情过着的时候不觉得有意思，过去以后怎么会越来越觉得它有意思呢？”
童年时偷了邻居家树上的果子去卖钱；把锅灶挪到过道里，这样小厨房就改造成了私人的小天地，就着葱花香和油烟写散文、画画；偷妈妈的布料虎生生地剪下去，粗针大线缝件麻袋似的外套给自己穿；初中毕业考上美术学校，有个暑假，异想天开去当饭店服务员，假期结束时握着油渍渍的83块工钱，跑去给爸买了瓶酒……这些都是马俪文眼中越来越有意思的事情。
高中毕业，马俪文进了哈尔滨中药二厂的艺术团。那时节，艺术团的每个人都是又要唱歌又要跳舞，大家水平都不高，所以谁也没瞧不上谁。她说，她那时才十七八岁，但被打扮成很成熟的样子，眉毛被画成一条小虫那么粗(因为那时流行粗眉毛)，嘴巴被画大了两圈，穿件亮闪闪的“晚礼服”，“拧吃拧吃”就上台充当报幕员了。马俪文说，那时自己的理想就是跳舞能跳到人民大会堂。
除了跳舞，她还写随笔，在《新民晚报》和《生活报》上发一些小文。写着写着，就有老师点拨说：“何不考个大学，读点书？”因为爱好文艺，也因为写了些小文章，马俪文就邀着同伴来北京考中央戏剧学院了，对此，马俪文自嘲自己走的也是一条“恶俗的道路”。
那时候大家都爱考“表演系”，马俪文考的是“戏文系”，第一年没考上，就回去了。第二年再来，就什么系都考了一遍。她说：“正好那年中戏招影视导演专业，相当于大专班，对文化成绩要求不是很高，就考取了。”
马俪文说：“当年是怀揣着野心和梦想来的。”第一年没考上中戏的马俪文站在学校门口，感觉自己就像火车站的盲流，看着校园里那些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的学生，除了崇拜就是羡慕。
马俪文说当时有个男生没考取，就生生在“中戏”门口跪着、躺着过了两天两夜。回想起这一幕，她觉得每个人都有过执迷不悔的阶段，越早明白越好。
马俪文说自己曾经也“甩过词儿”，也叼烟卷儿，以前接电话前先要忙着找烟，不叼着烟就接不了电话，可通常等烟找到了电话也歇了。
马俪文说，考上“中戏”的第一年看谁都是“高看”，心里告诫自己“可得好好珍惜”！第二年，就明白了，里面三六九等都有。马俪文解释说：“三六九等不是指品质，不在这个，所说的三六九等是指有的人有才华，爱努力，爱学习，但很低调；有的人成天就在议论，谁谁谁出来了(成名)。”
对于“出来了”这个想法，马俪文早早地就甩掉了，觉得那不是自己要的，甩掉的可能还有那种所谓的导演的“范儿”。
马俪文说，他们学校有一个小伙子，是一个演员，但他想要弄一个话剧，于是想从学校基金会里获得一笔钱，还让她来设计海报。那个小伙子留着胡子，戴着帽子，非常深沉。“我那时候刚入学，崇拜得不得了，他穿衣打扮也是那种脏巴巴的，几天也不洗头，叼着烟，特有范儿。”可后来这钱没弄来，这事儿就黄了。“过几天我看见他胡子也刮了，打球、泡妞，什么都来了。哎哟，我说怎么变这样了，因为他这种变化太大了。导演难道是个范儿吗？”
马俪文说自己曾经也“甩过词儿”，也叼烟卷儿，以前接电话前先要忙着找烟，不叼着烟就接不了电话，可通常等烟找到了电话也歇了。“可后来发现叼烟卷儿、甩词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就不叼了，就彻底不耍范儿了。”
可马俪文觉得耍范儿这件事也不全是导演们的责任，因为很多时候媒体也在帮着他们塑造统一的导演的形象。比如有一次一家媒体采访她，记者问，有没有那种呼风唤雨、叱咤风云的女强人照。这让她很为难，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女弱人，哪会有女强人照？
马俪文给猪饲料写过策划，干过编导、场记、副导演，还被剧组撵出来过，但她就铁了心喜欢张洁的小说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，非要把它拍成电影。
从中戏毕业后，妈妈告诉马俪文要先让自己稳定下来，于是她就先去了一家广告公司，主要的工作是给猪饲料写策划，后来还干过电视台的小编导、整天操心的场记、费力不讨好的副导演……
在北京电视台体育部是做后期。第一天一到那儿，马俪文就觉得自己和节目组的人格格不入，节目组的人都穿着运动衣和球鞋，而她只穿着布衣布鞋。节目组的人一见她就问：“喜欢体育否？”马俪文直点头：“喜欢喜欢。”其实不太喜欢，所以没过几天就撤了。
这样的日子一直就这么晃来晃去，直到某一天，马俪文偶然读到张洁的小说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。这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，讲50多岁的成功女作家与身患重病的母亲间的故事。马俪文说看完后会让人忏悔、让人反省：“如何对待活着的母亲？”从这天起，马俪文就一门心思想着把它拍成电影。
想要拍是1996年的事情，但这部电影直到2000年才拍成，马俪文说：“这个过程很惨，一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一是自己一直想拍的戏一直没拍成。”
马俪文说自己是在没有找到投资的情况下，就直接去找张洁，这是很“业余”的做法，可因为当时压根不懂行就格外生猛。可去谈改编的事时，张洁当即就说：“不行，要不你改编我别的小说吧。”可马俪文说：“我就喜欢你这个。”
被断然拒绝之后，马俪文后来又往张洁家的门缝里塞了个纸条，大概意思是：虽然你拒绝了我改编，但我还是喜欢你的作品。但张洁当时并没看到那张纸条，而是隔了很长时间偶然一次收拾东西时猛然看到，再加上这其间，马俪文又给张洁写了一封一封的“读后感”，于是张洁觉得也许真可以让马俪文试试。
接下来张洁打电话给马俪文，让她先改个剧本送过去。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正是马俪文最惨的阶段，因为她刚被一个剧组撵了出来，那个剧组认为她根本无法胜任“执行导演”这个职务。
剧本其实早已经改好了，但马俪文没有马上拿给张洁，因为每天拿出来看时，她都发现还可以改得再好一些，更好一些。就这么，马俪文又磨了3个月，才将剧本寄给张洁。看完后，张洁把改编权给了马俪文，当时签的版权时限是3年期。
为了这部电影，马俪文找投资找了3年，其间甚至淋着雨站在投资人楼下，结果发现人家压根就不可能投。直到最后签约的时候，她还生怕这事黄了。
以后的3年，马俪文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找投资的过程。对于那些事，马俪文轻描淡写地说、哭笑不得地说，因为我和她不熟的缘故。通过马俪文偶尔说到的几个细节，我大抵也体会到了当初的辛酸。
她说：“我不想再说了，那时我淋着雨站在人家楼下，等一个答应给我投资的人。后来发现人家根本不可能投。这些实在不值得说。”她还说：“当时走了很多弯路，以为有钱的人都有可能投资，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不喜欢这个怎么会投呢？”直到后来找到中影公司的韩三平，韩三平看了剧本和“导演阐释”就决定投拍。
这部投资198万元的电影，是4方联合投资，而前面买改编权的那家广告公司最后又不投了，所以要先改版权合同。这样就牵扯到5家公司的事。签投资合同那天，5家公司的律师和助手，加张洁的律师和助手，一共来了20几号人。马俪文说：“那天真害怕，害怕临到头又因为什么事黄了。在心里不停地说，可千万别再有什么闪失啊。”
电影开拍的时候，正好是版权过期前一个月。后来的拍摄很顺利，马俪文说：“张洁答应给我拍这部电影时，我就知道肯定能拍好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”
《我们俩》是根据马俪文的亲身经历改编的，由于没钱，她只能在中央美院食堂门口蹲点找女主角，就这么找到女主角宫哲时，对方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问：“你们是不是‘幸运52’的？”
有了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垫底，后来拍《我们俩》就轻松了很多，虽然这部电影仍然只有210万元的投资。
这部电影完全是根据马俪文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。影片讲述的是一个80多岁的房东老太太和一个20出头的房客小姑娘之间的情感故事。她们一开始互相排斥、警惕，然后到互相关怀，产生友谊，可是女孩最终离开，这让老人那种突如其来的希望荡然无存，紧接着老太太也“走”了。
电影感人至深，不过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，马俪文说得更多的却是拍摄中的趣事。
她说，当初看上84岁的金雅琴老师是因为她的皱纹，她说那些皱纹是装扮不出来的。可谁能想到有这样一张饱经风霜的脸的金雅琴却是一个不服老的人，有四五十个老太婆朋友。刚见她时，留着红色的大波浪头，穿着前凸后撅的小细腰“束身内衣”，是个特热爱生活的老人，用马俪文的话说：“金雅琴老师收了八度，才有了角色的感觉。”
寻找另一位女主角宫哲的过程也颇有传奇色彩。由于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跑了北京的很多大学的马俪文，最后就在中央美院食堂门口蹲点。当剧组在食堂门口找到宫哲的时候，宫哲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问：“你们是不是‘幸运52’的？”
另一个老奶奶则完全是在路边“抓”到的。有一次，“路边奶奶”和金雅琴闹别扭，本来是俩人交流的戏，这个“路边奶奶”就是不看着金雅琴演，马俪文只好劝：“你就假装看一下她嘛。”“路边奶奶”才很不服气地看过去。有时金雅琴教她怎么样演戏，“路边奶奶”就不来开工了，声称：“我才不去受这个气呢！”
马俪文说，电影中的细节大多都是她自己经历过的，比如：以前我租房子的时候，如果要把饭盒冰到房东老太太的冰箱里，房东老太太就要“眯”我一条大鲤鱼。如果改成猪头肉，就不对劲了，只有说大鲤鱼的时候才找得到感觉。再比如：原本说不用生活中房东老太太的原名，但拍的时候，看墙上写着的名字不对，就硬是拍不下去，改过来后，才顺气儿。
有评论说：“在《我们俩》里，马俪文用极简主义手法还原了电影朴素真挚的情感力量。”在马俪文看来，《我们俩》的两个剧中人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，对于彼此的生活，她们互相就是一个泛泛的过客。
■印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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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来没恨过父亲
一
生活中的马俪文喜欢看新闻，还是八卦的那种。
在马俪文看来，生活的乐趣就是寻找和表达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马俪文并不把当导演当做自己的人生理想（拍电影只是一件目前自己可以做的事情），她最大的理想是到处走走，中国很多有意思的地方都还没走过，有一天，她会放下所有的事情，上路。
二
马俪文喜欢收藏“绣片”，因为她觉得“绣片”充满人性，可以想象一个人一针一线地绣是怎样的情形。马俪文家的客厅里，挂着很多“绣片”，她很认真地告诉我每一块“绣片”最让她喜欢的地方，比如喜欢最小的那块是因为它有相当长的历史；比如喜欢京剧脸谱那块是因为颜色繁复而华丽。
除了“绣片”，马俪文最喜欢的是她妈妈亲手缝的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，像坐垫啊、耳枕啊什么的，她都舍不得用，马俪文的愿望是有一天为这些手工艺品开家小店。说着，马俪文拿给我看一枝用红色和绿色麻布缝制的玫瑰花，她说：“这是妈妈缝的第一件工艺品。后来她又缝了很多黄玫瑰、白玫瑰。”
三
马俪文从来不会说什么过火的话，说什么都是淡淡的，心态平和。我问：“有些三个亿的电影咋看不出三个亿来？”她说：“有的是‘号称’，不打个响雷，别人听不见啊，这个很正常。”
她觉得这个乱哄哄的阶段是一种必然，过去后大家回过头来看，可能才会察觉里面的意思。
四
现在马俪文靠写电视剧来挣钱，然后拍自己想拍的电影，因为对她来说拍电影不是挣钱的事情。
虽然在一些人眼里，写电视剧是件恶俗的事情，但马俪文说：“这个方法很科学。它适合于我。”
马俪文说从拍完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，就越来越好了，像过了一道坎儿，以前写的电视剧也卖出去了。她说：“最惨的是拍第一部电影前的那几年。”
五
马俪文说她从来没恨过父亲。
她和父亲已经十年没见了，但她前阵子把父亲接到北京一起过，“可是他不习惯北京的生活，还是回老家去了”。
马俪文说：“爸爸看到我们现在好像过得还不错，就拘谨，他越拘谨我就越想对他好，想努力地不让他觉得关系疏远了。这一次给他买了手机，买了手表，都是买的最好的。我们还带他去吃好吃的，爸爸心疼我们花钱，不过心疼归心疼，爸爸还是觉得很好吃。”
“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了。”马俪文想了想，接着说，“对，我能做的都做到了。”马俪文带着一副释然的表情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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